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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可用也。（文集十一《雜著》）

《雜著》不知是哪一年度著作，從太祖洪武元年，到穆宗隆慶元年，恰恰二百年，所以這一段是隆慶二年以後寫的了，或許是和《陳六事疏》同時或略後。在這一段時間裡，居正希望穆宗做成湯，他自己也準備做伊尹。但是居正底《陳六事疏》，和《論政事疏》一樣，沒有達到應有的希望。事情再簡單沒有，穆宗不是成湯，不是秦始皇，不是明太祖、成祖，連帶不是世宗，他只是一個寬厚的君主，談不上“總攬乾綱，獨運威福”。當然，居正顯然地憧憬到景帝任用於謙的故事。那時只要有一個負責的大臣，國家一樣地可以轉危為安，但是隆慶二年，整個的國家，在粉飾太平的當中，皇帝對於居正，未必象景帝那樣的信任，而且內閣還有李春芳、陳以勤這幾位大臣，一切的大權也輪不到居正。等待，等待，居正還得等待。他所得的只有硃批“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院看議行”二十個字。

成效不能說是沒有的。都御史王廷復振紀綱，重詔令二事，分為八條。戶部尚書馬森議固邦本事，言財用之當經理者十條。兵部尚書霍冀議飭武備事，一議兵，二議將，三議團練鄉兵，四議守城堡，五議整飭京營；又奏請親臨大閱。一切都是空文。

但是畢竟還有一些成績，這便是省議論。隆慶二年八月以後，議論少得多了。居正自己屢次說過：

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浮議漸省，實意漸孚。鄙人疏發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幾可望，但不知後來何如耳。（書牘一《答中丞梁鳴泉》）

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李石翁寬和沈靜，斡握機衡，僕亦竭其芬鈍，以共相疏附，詩所謂“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者，或庶幾焉。（同卷《答御史顧公曰唯》）

近來士習人情，紀綱法度，似覺稍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深荷重任，義當直道正言，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恤其他。（同卷《答奉常羅月岩》）

太宰指吏部尚書楊博，李石翁即李春芳，字石麓。本來從嘉靖末年起，內閣裡面，種下鬥爭的種子，許多議論發生了，“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蹠”，這是事實。現在高拱去了，徐階去了，吏部尚書有老成練達的楊博，內閣首輔有寬和沈靜的李春芳。一切的風波平定下來。不過這只是暫時的停止，到隆慶三年的秋天，風波又起，以後波濤洶湧，直到隆慶六年的秋天。隆慶四年，居正曾說：“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競也，不圖今日，復見此事。僕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從心，動見齟齬，茹堇懷冰，有難以言控者，唯當鞠躬盡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濟與否，誠不可逆睹也。”（書牘二《答藩伯施恆齋》）居正當日的處境，我們由此可以想象。

李春芳、陳以勤這幾位大學士，只是太平的宰相，在動亂底當中，他們談不到幹濟。相傳徐階致仕以後，春芳長嘆一聲；

“徐公致仕了，我說不到久留，只有早晚也去，”他說。

“只有這樣，才可保全令名，”居正接下說。

據說因此春芳連上三疏，請求致仕。（《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傳》）事情也許不一定如此。但是居正對於當時的朝政，委實十分地憂慮。後來他也說“竊見嘉、隆以來，紀綱頹墜，法度陵夷，駸駸宋、元之弊。”（書牘十《答司空雷古和敘知己》）他真不料到在這個困難中，“一起而振”的抱負只存在自己底腔子裡。當他看到這幾位雍容進退的大臣時，他會想起孔子底議論：“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孔子不是過激，他只覺得處在有責任的地位，應當把責任切實負起來。孔子又曾經提起質問：“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居正當然記得《朱嘉《集註》“典守者不得辭其過。”猛獸從籠子裡出來，寶貝在櫃子裡毀掉，這都是負責任者底罪過。居正慨然地感覺到一切都是自己的責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居正自己看得很明白。

當時第一重責任，便是國防。明朝底制度，完全是戰時體制，國家底政治中心，放在第一道戰線上，永遠脫離不了戰爭底威脅；憂國的大臣，當然也抱定國防第一的方略。萬曆三年，北邊的大局，已經漸漸地穩定，居正還說“僕內奉宸扆，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馳九塞，蓋不啻一再至而已。”（書牘七《答吳環洲淪邊臣任事》）那麼在隆慶初元，他對於邊境的優慮，當然更可知。他底方針，是先行整理邊防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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