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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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性諷刺意味的是，諾依曼在斯大林30年代的清洗中就在蘇聯被處決了。他甚至於沒有像葉挺那樣活著去抗擊法西斯。他和葉挺對法西斯都是極端痛恨的，儘管在如何同法西斯戰鬥的問題上過去曾有分歧。

宋慶齡的基本政治活動並沒有因為這些複雜情況而“出軌”。她同鄧演達和後來到達的革命者一起，進行這些活動。

在這些後到的革命者中，值得注意的是葉挺。這位生氣勃勃的英勇的軍官曾在廣東同鄧演達一起上過少年軍官學校，當然這兩個孩子當時都沒有想到他們後來會作為革命同志重逢。葉挺的生活道路同宋慶齡也一再交錯。1922年在廣州，作為孫中山總統府衛隊的一員，他抗擊軍閥陳炯明的進攻，保護了孫中山和宋慶齡的出險。後來，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1925—1927年的北伐中任團長，所部號稱“鐵軍”，在佔領武漢及向黃河推進的許多戰役中功勳卓著。蔣介石1927年叛變後，他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年底，他在著名的廣州公社起義中作戰。廣州公社是為了扭轉反革命浪潮所作出的最後一次在城市中以工人為主體的武裝鬥爭——一次英雄的戰鬥、也是一次悲劇性地在錯誤時機進行的戰鬥。

但在1928年，葉挺陷入極度的困惑和精神痛苦之中。在廣州公社失敗之後，他取道前往莫斯科，卻被共產國際前駐廣州代表、德國人海因茨·諾依曼指責犯了“失敗主義”和“逃跑主義”的錯誤。事實上，他是在戰鬥已告失敗之後帶著部隊一起撤出的，為了把部隊儲存下來，以後東山再起。使公社失敗並不必要地使許多十分需要的革命者（包括張太雷）犧牲的是對革命低潮時期成功可能性的錯誤估計——在克里姆林宮、在中國國內都作了這樣的錯誤估計。但當時莫斯科聽信的是諾依曼而不是葉挺，①因此他去了德國。在那裡，他在政治上長期韜光養晦，但沒有放棄他的原則。

①王安娜著《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第388—389頁。

宋慶齡和鄧演達並沒有像有些人那樣躲開葉挺，而是要他一起參加關於中國革命新的前景的討論。10年以後，他將再度為之而戰鬥，他的共產黨黨籍將被恢復，他的政治信念和軍事活力及技能在抗日戰爭中任新四軍軍長時絲毫未減。

在柏林集體討論和分析的是南昌起義、廣州公社和若干繼發事件，結論同宋慶齡和鄧演達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中國的革命雖然遭受嚴酷的挫折，卻是不可征服的。問題在於如何把仍然忠於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成員集合和組織起來去完成他們的任務。計劃是使他們聚集在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已在莫斯科宣佈成立）之中，並儘可能早日回國。在中國國內，中國共產黨已經舉起革命的旗幟前進，同中共合作總的說來大家都是同意的，儘管有人（不是宋慶齡）沒有去實行——部分原因是當時在共產黨方面對此表現猶豫。

儘管有這些隨之而來的複雜情況，宋慶齡對這一段在德國的生活是感到快樂的。她學了一點德語，後來在同外國友人談話或寫信時有時還用一下。她會唱唱或者哼哼德國歌曲，包括一些活潑的流行歌曲。在飲食方面，她對一種“土豆煎餅”特別喜歡，並且自己會做。多年以後，在戰時的重慶，她到處找一種長把平底鐵鍋來做這種食品，因為用當地的尖底鍋效果不好而平底鍋在中國很少。①

①引自蘭德爾·古爾德著《孫夫人保持信仰），載《民族》（“The　Nation”）雜誌，紐約，1930年1月22日。（中譯文參考楊小佛著《宋慶齡在上海的活動片斷》，原載上海《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轉引於呂明灼著《宋慶齡傳》，第125—126頁。這一宣告與《宋慶齡選集》所載《關於不參與國民黨任何工作的宣告》的核心內容相同，發表時間也很相近。——譯者）

在柏林居留一年後，宋慶齡於1929年5月回國。蔣介石政府邀請她回去參加孫中山的國葬儀式。位於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已完成，陵墓的奠基禮她曾參加（時在國民黨分裂之前）。政府當局和她的家屬派她的第二個弟弟子良來勸她回去。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在1929年3月26日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重新選舉她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很明顯，蔣介石——如同他過去（及以後）常做的那樣——是想借用她的聲望並把她羅致過去，至少是封住她的口。她對這一點很警覺，在同朋友們商量之後，還是決定走，但完全是為了相反的目的。她將展開孫中山的旗幟並揭露那些篡奪了這面旗幟的人，在國內這樣做將更為危險、但也將更為有效。她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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