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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實際上起到了堵住不同政見者之口的作用。五年以前，這種開列黑名單的基本做法，曾經有效地迫使電影界納入安分守己的軌道，現在則被用來防止學者在政治上說三道四了。

此時，鮑林本人也被捲入了忠誠鑑定的浪潮。

鮑林曾避免涉足國防保密專案的研究。但是，根據合同規定，他是加州理工學院教職工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這一職位要求他審查其他人提交的從事保密專案要求資助的申請。空軍要求，任何人閱讀他們的有關合同，那怕此人具有審查人的身份，也都應當接受較低密級的資格審查。這種人只能接觸屬於“機要”級或“內部”級的材料，不能參閱“機密”級或“絕密”級的檔案。對有關人作這種較低密級的鑑定，原本只是加蓋橡皮圖章的例行公事，很少要求本人到場接受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全面審查。1951年初，加州理工學院將鮑林和另外一些校務委員和員工的名單上報，讓有關方面作這種較低密級的資格鑑定。所有人都順利過關——但鮑林除外。

7月下旬，鮑林收到了當地軍事安全委員會的一封公函，正式通知他要求接觸加州理工學院保密材料的申請不予批准。根據該委員會掌握的“情報”，“你曾是一名共產黨員，一名與共產黨員有密切聯絡的外圍人員，……你還與信仰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眾多團體發生過密切的聯絡，或者就是其中一員，在許多場合，你曾公開為知名的共產黨人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進行辯護。”

一切全是不實之辭。鮑林立即就上述指控向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提出申訴。聽證會定於11月份舉行。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鮑林在美國被指控為共產黨人的同一時間裡，有訊息傳到加州理工學院，稱他受到了蘇聯化學家的嚴厲譴責，說他基於共振的化學結構理論“錯誤百出，用心險惡”。李森科時代的俄國學者為了吹噓俄羅斯在結構化學方面取得的成就，用了兩年的時間在與鮑林的“資產階級反動”化學思想決裂，特別是要與他的並不真正獨立存在的唯心主義共振結構的用法決裂。他們認為，共振理論與唯物主義唱反調，因而也是反蘇的。1951年夏，蘇聯科學院化學部透過正式決議，認為鮑林的做法是“偽科學”，是“唯心主義”，因此必須摒棄。《真理報》大力鼓吹這一決議，並且在蘇聯的科學出版物上激起了一陣陣聲討的浪潮，稱鮑林研究化學的方法是“臆想捏造出來的玩意，是與現實毫不相干的偷懶想法”。一位當代觀察家在《美國化學教育期刊》上發表文章寫道：“攻擊辱罵之猛裂和粗暴，這在化學界是史無前例的。”自此開始，蘇聯化學走上了反鮑林的軌道。

鮑林現在處在這樣一種奇特的地位：一方面，美國人辱罵他是共產黨人；另一方面，蘇聯人又把他稱為反動分子。在私下裡，鮑林對俄國人的謾罵還是“頗為關注”的。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我真不明白這樣一種攻擊到底有多大意義，他們到底想幹什麼。”在公開場合，這倒提供了一個可以減輕破壞性後果的可能，杜布里奇就迫不及待地抓住了這一機會。當《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將俄國科學家透過的反鮑林決議電傳到加州理工學院徵求看法時，該院用了整整三頁的新聞通訊作回答，強烈譴責李森科主義，並且強調了鮑林對共產主義科學的批評意見。“如果不容許俄國科學家應用共振理論，或者剝奪他們在其他方向上進行科學研究的自由，那麼俄羅斯科學必將落在西方科學的後面，俄國的技術也會因此而受到損害，”該文引用鮑林的話這樣說道。後來，《紐約時報》和《時代》雜誌在報道中將鮑林描繪成了西方科學反對俄國人扼殺真理的一名衛士。

遊戲規則

正當俄國人和美國人都在忙忙碌碌地清算鮑林的活動，試圖找到他在政治上圖謀不軌的行為時，布拉格、阿斯特貝里和其他英國學者卻在細心地審閱他關於蛋白質研究的論文，以便發現其中的破綻。到了1951年秋天，他們自認為已經找到了大量錯誤。一方面，佩魯茨證實了阿爾法螺旋的存在性，發現這種結構存在於許多種蛋白質中，具有1。5埃的阿爾法螺旋指紋；另一方面，他在羽軸蛋白質中卻沒有找到這一種結構，然而根據鮑林的預計應當是能夠找到的。佩魯茨得出結論說，鮑林和科裡提議的羽毛結構是錯誤的。佩魯茨還認為，鮑林曾設想，肌肉收縮模型可使片層結構收縮為阿爾法螺旋，這是不對的，因為無論在擴張形式還是在收縮形式中都找到了阿爾法型別存在的證據。伯納爾曾打算接受纖維蛋白中存在阿爾法螺旋的理論，但他心裡很清楚，這對他正在研究的核糖核酸酶和胰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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