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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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林說，他是一個美國人。實行典型的民主制度，維護各個國家和民族之間的和平，尊重美國憲法中規定的人權，承認最高的道德準則，這些就是他信仰的準則。接下去，他又簡要地說明了自己為政治活動付出的代價。他告訴陪審團，他為此失去了伊萊·莉莉公司顧問的資格。“我目前的僱主，也就是加州理工學院，為了迫使我停止政治活動，對我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他在宣告的末尾，用了很大的篇幅回顧了他為國家所做的大量工作。他曾贏得杜魯門總統頒發的獎章。他對自己作為一名科學家所掌握的知識作了非常自信的評價——“我認為，就總體上來說，我所掌握的科學知識，比任何一個美國人都更為廣博——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還有地質學（礦物學），”他說道。他申訴自己是清白無辜的。“我知道，由於我的政治活動和社會交往，有人在用於鑑定的分級檔案裡將我列入了不可靠一類，”他對陪審團說。“我本人認為，考慮到本人的人格和品德，考慮到我對國家可能提供的服務，考慮到我的人生價值，應當把清白的名聲還給我。”

在洛杉磯，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花了兩天的時間，例行公事般地對鮑林進行了令人乏味的盤問，並且出示了一份常見的清單，上面列出了“可疑”團體的名稱、發言稿和一些經過簽署的檔案。唯一逗人發笑的是，陪審團顧問竟然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你到底是還是不是保護紅木組織的成員？”鮑林禁不住朗聲大笑起來。最後，在聽取品行見證人的不著邊際的證詞後，陪審團決定12月初在華盛頓繼續舉行聽證會。這稱得上大案——鮑林是至今面對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一個最為有名的科學家——而且他們也不急於收場。

但是，華盛頓聽證會後來根本就沒有舉行。洛杉磯聽證會結束後第二天，杜布里奇給鮑林發出了一封令人吃驚的信函。他在信中稱，學校人事處已對有礙於鮑林要求恢復名譽的一次工作上的“疏忽”作出了處理。看來，鮑林之所以要接受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聽證會審查，原因就在於他的名字“因誤解”而被列入要求參閱絕密級檔案的科學家名單，這些科學家正在從事名為“遠景工程”的一個氫彈專案的研究。原來這一切全都是誤會，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對他作了錯誤的調查。杜布里奇囑咐校人事處的主管寫了一封“道歉信”。鮑林將這封信轉交給在華盛頓的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之後，整個案子就被取消了。

鮑林已深受其害。一方面，就像他以前受到加州教育委員會糾纏那樣，他必須面對當地一批反共政客的鼓譟；另一方面，他從事國家級科學研究的資格也受到了威脅。由於失去了接觸機密材料的資格，他作為加州理工學院的一名高階管理人員，有效地進行工作的能力就大打折扣了。舉例來說，他不再有資格稽核他手下的員工所提出的各種級別的資助申請。這種情況不但使他在學校裡所處的地位發生了動搖，而且杜布里奇和其他反對他的後臺老闆很可能因此得出結論，應當削弱他的某些職權，甚至將他降級使用。事情已經非常清楚，鮑林的政治活動正在嚴重地影響到他作為創造性很強的一名科學家發揮自己的才能。

在此之前，鮑林一向在服從上級和獨立思考之間，在討人喜歡和堅持真理之間，小心翼翼地保持著平衡。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聽證會進入高潮，這種平衡狀態也開始動搖。此時，他已清醒地認識到，在政治上與可疑的團體搞在一起，可能招來很多麻煩，還是小心謹慎為妙。

鮑林與愛娃·海倫進行了一次長談，他打算後退一步了。

在杜布里奇發現人事工作出錯後的幾天時間裡，鮑林向國家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員會以及美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寄去了辭職信。這兩個組織當時正處於受人攻擊的狀態，被指摘為受到共產黨的操縱。鮑林還對美國和平十字軍運動說，他不能擔任這一組織的官員，這是一個鮑林曾經幫助發起的團體，此時也揹著受共產黨指揮的罪名。幾個月以後，他又退出了世界科學工作者聯合會，這是以法國物理學家、共產黨人弗雷德裡克·約里奧一居里為首的一個國際性組織，鮑林曾經同意擔任該會的副主席。他因為“太忙”，他寫道，無法對他們關心的事情“給予足夠的注意”。在1951年餘下的歲月和1952年大部分時間裡，鮑林不想作任何嚴格意義上屬於政治範圍的講演，不希望對報界發表政治性宣告，不願意參加被認為是親共的任何團體。他喜歡像大多數自由派人士一樣，埋頭苦幹，等待更好的時機。

關於鮑林的聽證會原本可以不開，但它畢竟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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