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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全部釋放，讓他們回國，並且賜給劉濞几杖，說尊重老年人，准許他可以不用來長安朝請了。

七國起兵晁錯喪（3）

劉濞沒想到劉恆這麼好，既然漢朝不逼迫，自己又何必造反，究竟漢強吳弱，自己造反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於是逐漸打消了造反的念頭。他繼續在國內推行不收賦稅的政策，老百姓按照法律要被徵發戍邊，吳國政府也出錢幫老百姓僱人代替。他還經常親自訪問閭里百姓，賜給他們食物和金錢，別的郡國逃亡來的罪犯，吳國也特意隱藏起來，不交給別國要求引渡的官吏，這樣總共過了四十多年，吳國經濟蒸蒸日上，劉濞更加得到了吳國人民的愛戴。造反的潛力非常強大，就等待催化劑了。景帝三年，這個催化劑終於不速而至。

壹

劉啟即位的第三年，以吳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在東南方向，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叛亂，歷史上稱它為“七國之亂”。

在談七國之亂前，我們還得說說前兩年劉啟做了些什麼事。

在景帝元年的冬十月，劉啟下了一道詔令，列舉了老爸劉恆的許多功德，決定要給劉恆制定廟樂，命令群臣討論一下，具體怎麼實施。

群臣立刻集體上書，說不但要給文帝立廟樂，而且還應該制定廟號。他們認為，功勞沒有大過劉邦的，德行沒有盛過劉恆的，因此，高皇帝的廟應該稱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的廟應該稱為太宗之廟。所以他們二者的廟，不但應該立在長安，在天下郡國都應該有，而且要按時派使者祠祀。所謂“太祖”、“太宗”，就是廟號。

說起廟號，必須談談它跟諡號的區別。

古代有一定身份的人死了，大家是要對他蓋棺論定一下的，這風氣據說出自“鬱郁乎文哉”的周朝，他們把商擊滅之後，開始著手給死了的姬昌和姬發擺擺功勞。結果是一個誇為“文”，一個稱為“武”，也就是所謂周文王和周武王了。這名目叫做“諡”。“諡者，行之跡也”，也就是對一人的蓋棺論定，別想翻案。

諡號到底有什麼作用呢？章太炎在他的《訄書·平等難》裡說，眾生平等是虛假的，人的身份總有高低貴賤之分。他的說法確實有點道理。就說民主典範的美國吧，要把喬治·布什完全和一般老百姓平等起來，事實也辦不到，並非每個人能像布什老爸那麼闊，花足錢讓他念名牌大學乃至推上總統位置的。不過章太炎說，絕對平等雖然不可能，絕對的批評卻是可以平等的，由此他就迂腐地祭起了“諡”這個例子，說老百姓對他們的王可以置褒貶，有罪的王，史書上不得不留下那麼醜惡的一筆。就像埃及的法老一樣，犯了大過錯老百姓不滿意，則連躺進金字塔的資格也沒有，煞是可憐。因此這懲罰很能讓生前的王深自悚慄，不敢過分為非作歹。可見諡號的作用。當然，一般老百姓是用不著諡號的，因為你的能力不夠大，對社會不會有什麼大的影響，費心力去褒貶你完全是浪費納稅人的錢，不符合經濟規律。《大戴禮記》裡說：“有土之君也，一怒而天下懼；匹夫之怒，適以亡身。”這是很經典的概括，對我們現在還適合。比如一個縣長對縣公安局長髮怒，限定至某日止要破某案，縣公安局長只有膽戰心驚地照辦，哪怕隨便抓個人屈打成招；可是一個平民如果因為自己老婆被縣長玩弄了，就想學吳三桂衝冠一怒去殺縣長，很可能是找死。“衝冠一怒為紅顏”這麼浪漫的愛情，在吳三桂則可，在我輩則不可，因為力量懸殊。為了心理平衡，我們老百姓只好把制定諡號這玩意當救命稻草捏在手裡，希望君王貴族們發號施令、生人殺人、欺男霸女時能有稍微收斂。

綜觀歷史，客觀地說，這諡的作用起先還有那麼一些。而且似乎越在上古，皇帝的權力越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大。聖旨下去，臣下也可以不買賬，毫不客氣地提出異議駁回，那叫“封還詔書”。而關於諡號，新即位的皇帝也改動不了，這可能有迷信的因素在支撐。老的皇帝死了，群臣就要到南郊去禱告上天，為崩殂的皇帝制定諡號，有不敢欺騙上天的意思，新的皇帝雖然對老爸的諡號很反感，但懾於天的威力，只好知趣地閉嘴。所以像周朝的　“厲王”　和“幽王”，他們的兒子宣王和平王看著不舒服，也只有乾瞪眼。

七國起兵晁錯喪（4）

在先秦，這諡號制度還是發揮了一定作用的，諸侯王確實比較在乎這個，比如春秋時楚共王臨死的時候，很慚愧地對大夫們說：“我幼年即位，水平很低，國家治理得很一般，還去跟晉國打仗，鄢之戰敗得一塌糊塗，辱沒祖宗，給諸位大夫帶來憂慮。如果我死了，能和先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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