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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可以說清代後期小說既包含了眾多的新因素，在古代小說與現代小說之間起著一定的過渡作用，同時也仍然存在種種不足。中國小說優秀傳統的繼承與發展，還有待“五四”新文化的興起。

另外，在這裡有必要簡單地介紹清末的翻譯小說。西洋小說的譯印，雖然早在乾隆時就有過，但為數極少而又沒有多少人注意。清末的翻譯小說則為數眾多，流播極廣。以最著名的譯者林紓為例，他一人在辛亥革命前所譯小說，就約有五十多種。這些翻譯小說在社會上影響很大，《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等，都曾轟動一時，風行全國。林紓在文學翻譯事業中的地位極高，但他並不懂外文，他是根據別人的口譯來組織成文的，因而譯文與原意的出入是不可避免的。

以林譯為代表的翻譯小說，向國內讀者形象地介紹了西方文化和風土人情，開啟了人們的眼界，對許多新一代讀書人的覺醒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文學意義上，它也為中國小說在形式、技巧上提供了借鑑。但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小說翻譯沒有什麼系統性，名著所佔的比例也不大，偵探、言情之類的小說是主流，這也是很大的缺陷。

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兄弟在留學日本時選譯的《域外小說集》（1909），是以嚴肅態度有系統有選擇地從事小說翻譯的開始。但這書在當時社會上完全沒有引起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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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俠義小說

自《水滸傳》以來，通俗小說中形成了一個描寫民間英雄傳奇故事的系統。但隨著封建道德意識在社會中不斷深化，這一類故事的反抗色彩越來越淡薄，英雄人物越來越受正統道德觀念乃至官方力量的支配。到了嘉慶年間，出現了《施公案》（舊說為道光年間作品），寫康熙時“清官”施世綸（小說中作“施仕倫”）斷案故事，有綠林好漢黃天霸等為之效力，把俠義小說與公案小說結合為一體。清後期俠義小說仍然沿承這一方向，以維護官方立場的態度寫英雄傳奇，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兒女英雄傳》、《蕩寇志》、《三俠五義》等。

《兒女英雄傳》署為“燕北閒人”著，作者真名文康，姓費莫氏，字鐵仙，滿洲鑲紅旗人，大學士勒保之次孫。據在文康家居館最久的馬從善所作的序稱，文康曾捐資為理藩院郎中，後擔任過地方官職，晚年被任為駐藏大臣，因病未成行。馬氏又說他家世貴盛，“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因作此書以自遣。據書中提到《品花寶鑑》來推斷，成書當在道光末或咸豐初。又據“緣起首回”稱此書別名《正眼法藏五十三參》，似有五十三回，馬氏序亦云“書故五十三回”，而現存僅四十回（另有“緣起首回”）。但從全書的結構來看，故事到第四十回應該結束了，馬氏也說，他所看到的後十三回不僅殘缺零落，而且文筆很差，不像是文康所作，所以“竟從刊削”。也許作者本意要寫五十三回，但只寫到四十回就完事了。

小說寫安驥因父親安學海被上司陷害入獄，遂變賣家產前往贖救，途中遇上歹徒，幸得俠女十三妹解救，同時被救的還有一位村女張金鳳，二人經十三妹攝合，結為夫婦。後安學海訪明十三妹就是其故交之女何玉鳳，因父親被大將軍紀獻唐所害，乃變姓埋名，志在報仇。安學海告訴她紀獻唐已被天子處死，她自念父仇已報，母又去世，無處可歸，便欲出家，卻被張金鳳等人勸阻，最後也嫁給了安驥。安驥得兩個妻子之助，考中探花，連連高升，位極人臣；張、何各生一子，全家享盡富貴榮華。

《兒女英雄傳》在作者的特定立場上，寫出一種夢想中的完美人生，其思想情趣實在是很平庸的。安家一家人，充分地實踐了臣忠、父嚴、母慈、子孝、妻賢這些基本的封建倫理綱常，又主要在安學海身上，體現了飽學、仁厚、恬淡等舊時文人所尊崇的一般美德。小說寫安驥作為旗人而中探花，由科舉飛黃騰達，則又寄託了作者對八旗子弟重振前人事業的期望。總之，這可以說是由一群在傳統道德意義上而言的完美的人組成一個完美家庭，並且最終得到完美的幸福。由此，小說歌頌了“三綱五常”的“完美”價值。作者還有意識地與在當時已經很流行的《紅樓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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