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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馬先生所說的“中國文化的一場浩劫”，反而正是《水滸傳》一書在大陸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印製大流傳。至於當時的“評水滸”，是否有偏頗之處，這是仁智各見的事，並不是“《水滸傳》在大陸慘遭圍攻”以及天天捱罵，稱得上捱罵的只有宋江一人而己，而《水滸傳》能塑造出宋江其人，則該是文學的貢獻，當時未聽說有罵施耐庵寫出了《水滸傳》的，施公能寫出《水滸傳》在大陸歷來受到景仰，當年帶政治性的“評水滸”，只能讓人更加佩服施公，決不至於相反地要罵他。施公給出了水滸英雄們的悲慘結局，形成了對宋江路線的客觀的否定，至少會被認為是文學現實主義的勝利，怎會捱罵呢？
馬先生說《水滸傳》是“講窮途末路、爭取生存、謀求自保的故事”，而“並不是什麼農民起義”。馬先生對《水滸》內容的這一概括，是過於普泛了，因為“講窮途末路”的故事，可以很多，而不必就是這麼著名的《水滸傳》。我們不能說馬先生是在舞弄文法，但確有此嫌，因為他這樣說是為了在括號裡寫上“並不是什麼農民起義”這句話。這樣大的一個問題，怎麼能這樣用文法上的小技輕輕帶過就算數呢？要論證《水滸傳》一書所寫“並不是什麼農民起義”，起碼要作一篇大文章，列出證據、做出論證來才行啊。所以，當馬先生將當年大陸的“評水滸”說成是對《水滸》一書的“蓄意曲解”時，也就有失偏頗了，因為一來宋江與晁蓋之間的矛盾，馬先生自己不但是承認的，而且做了這樣大量的有學術收穫的工作，正好佐證了毛澤東的評水滸不是胡言亂語，不是空穴來風，不是“蓄意曲解”，是從《水滸傳》中本來有的內容出發的，只不過站在某種政治角度作了自己的解說，至少也算是一家之言吧，不能扣以“蓄意曲解”的帽子。倒是把《水滸傳》一書說成“講窮途末路、爭取生存、謀求自保的故事”，不免有“蓄意曲解”之嫌，至少也是“輕描淡寫”或“不著邊際”。
二
馬幼垣先生在《架空晁蓋》一文中，大凡考據的部份，有令人頭頭是道之感，不勝佩服，而在涉及觀點的不同時，老人家就浮躁起來，邏輯為之混亂，大有強詞奪理之勢，這是很可惜的。比如他在其中一段這樣寫道：
“宋江命名忠義堂這一點，有人緊抓不放，說晁蓋屍骨未寒，宋江已迫不及待放棄了晁蓋時期之共聚大義，搞修正主義，強調忠君的忠比仗義的義更重要。把忠字解釋得如此狹窄，固已削足適履，最嚴重的還是他們根本不明白聚義廳只是普通名詞，不是專稱。
“《水滸》所講的小山寨，舉如桃花山、清風山、黃門山、飲馬川、少華山，以及王倫時期之梁山，聚集、議事、發令之處均曰聚義廳。……晁蓋沿用舊有的通稱，沒有感到有訂立專名的必要，與他的政策和立場絲毫無關。說得簡單點，如果《水滸》是用歐西文寫的，凡遇聚義廳，都應作小寫，而絕不能用大寫。這些人不明底蘊，強作解人，以為一字之間充滿禪機，儘可徹底利用。殊不知廳本無名，宋江特為其首次命名而已（宋江雖說‘聚義廳今改忠義堂’，實在因為這個缺乏辨認性的通稱用得太久，成了習慣，遂如此說，並非真的從某專稱另改一名）。”
第一個問題，馬先生的意思說，“忠”釋為“忠君”之忠，是“把忠字解釋得如此狹窄，固已削足適履”。
那麼，這個忠字，在漢文中，到底是何義？查《說文解字》，是：“忠，敬也。盡心曰忠。”《古漢語常用字字典》，是：“1，盡心竭力。《論語&；#8226；學而》：‘為人謀而不忠乎？’2，忠於君主。《戰國策&；#8226；秦策一》：‘昔者子胥忠其君’。”
顯然，忠字的用法，在歷史上主要用於“忠君、忠國、忠於皇上”，現在也可以用為“忠於黨、忠於國、忠於民族、忠於事業”這些較莊嚴的方面。至於“為人謀而不忠乎”這個用法，則可體現在平常人之間或平常事物上。這兩層意思，大約都不算高深的學問，但不知馬先生還有更深更多更準確的解釋否？如果沒有，那麼所謂“把忠字解釋得如此狹窄，固已削足適履”這一指責，未免就是浮躁架空之言了。
我們在《水滸傳》一書中，所見到的“忠”字，顯然絕大多數是用在“忠君、忠國”這層意思上，而幾乎專為宋江隨時地卻不是無心地掛在嘴上，讀者共知，也就不必列舉。
第二個問題，馬先生說，“聚義廳只是普通名詞，不是專稱”。
馬先生當然有他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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