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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上崗前的基本條件,即對每個應聘者五年來的教學、科研工作進行稽核。然後進入院系稽核小組答辯,院系透過後再報校部。每個應聘人員都經過三級稽核:一、院系的聘任稽核委員會,二、學部學術委員會(北京大學有理學部、化學和技術工程學部、社會科學部、人文學部、醫學部等五個學部),三、校部學術委員會。以往職稱評審時,過半數就算透過。這次所有人員都必須經過三個委員會的三分之二表決透過,增加了難度。有將近九分之一的教授跌到B類的崗位,這對他們有一定的心理衝擊。
最後,申請獲得批准的應聘人員,經過學校最高委員會資格認證,再報學校黨政聯席會議,透過後上崗。此項改革是過去沒有做過的,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完善,因此對所有人都先試聘一年。一年以後,再籤三年協議。1999年7月份開始進行全面稽核,按學期簽訂聘任的協議,聘一到六個學期。面臨退休的人,最短應該滿一個學期。如果發現有人不能實現上崗時提出的目標,就要進行調整。學校保留調整的權利。
全校1000個關鍵崗位,第一批聘任724名,有71位年輕的副教授進到A類,65位正教授到了B類。當了教授以後若沒有新的貢獻,在這次改革中就只好退到次要崗位上;讓年輕的副教授走上關鍵崗位。
1999年北京大學教授隊伍總體比較老化,全校近800名教授裡面,超過60歲的佔一半以上。但45歲以下的年輕教授基本上全部被聘到了關鍵崗位,有的院系被聘到A1、A2類的年輕教授的比重非常突出,如化學院A1崗位50歲以下的教授達到了40 % ;根據北京大學的規定,特聘教授不佔崗位。理學院A1崗位50歲以下的教授也達到了50 % 左右。這兩個學院的教師,幾乎是清一色博士學位的人員。但有些院系,教師的結構層次相對較低。
今後公開崗位,國際國內人員都可以參加競爭。院系內部的招聘,逐步過渡到面向社會、面向國內外的招聘。
由於崗位的設定,1999年以來要求到北京大學工作的人越來越多。重點在國外。2000年申請來北京大學工作的國外博士,有一百多人。透過這次改革,北京大學出現了吸引人才的新高潮。
存在的問題:必須擺脫“官本位”
教育事業的職責是“出人才、出成果”,關係到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社會發展的前途。而“政治掛帥”和“金錢掛帥”都是扼殺人才的。因此,學校不應該是“官場”,也不應該是“商場”。
在教研人員中套用行政機關的級別,就是一種“官本位”的做法,對於學校管理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減低了效率,增加了矛盾。例如1985年我國的工資制度,施行了“學校工資待遇與行政級別掛靠”。當時北京“市重點”中學的校長被定為“正處級”,區重點中學的校長被定為“副處級”,初級中學和中心小學的校長被定為“科級”。而教授專家的待遇,甚至有“省部級學者”“廳局級學者”的提法。這真是荒謬。
2001年,上海市首先開始在全市中小學推行“校長職務制度”,取消了中小學校長的行政級別,按照公開、平等、競爭、擇優上崗的原則,有利於教學人員告別“官本位”,促進校長向“學者型”“專家型”的轉變。
在高校中,也應該如此。學校行政級別的差異,不利於學術交流。
(以上根據近幾年報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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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後改行大學收費制度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88年,長達40年間,我國的高等教育一直是不收學費的(只收伙食費、住宿費、教材費等)。那時,上大學花錢雖少,但畢業後個人對工作選擇的自由度不大。在指令性的計劃經濟制度下,大學畢業生完全由國家安排工作,“一切服從國家需要、組織分配到哪裡,就在哪裡生根”。工作後也是低薪制,大多數畢業後二十來年月薪一直凍結在人民幣56元左右(合今560元)。那種局面造成“腦體倒掛”的怪現狀,確實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20世紀80—90年代以後,我國計劃經濟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化,相應地,學費制度也必然要改變。但是如何改變才符合國情呢?這造成一個史無前例的大難題!
到1989年開始改行大學收費制度,當時規定每學年的學費一律200元。
據中國統計局公佈的數字,1989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為1376元,那麼200元學費佔人均年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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